大佬们的高考往事：史玉柱差1分满分，马云只考了1分 _ 第4页

李开复

哥伦比亚大学更符合自己性格

1978年年底到1979年年初，我已经是一个十一年级的美国高中生。这意味着，我将迈出人生至关重要的一步，申请大学。SAT成绩出来了，虽然数学考了满分800分，但是英文我考得非常不理想，只有550分，这离哈佛的平均录取分数有很大的差距。

但是，我并没有死心，在那段时间里，我全心全意地准备自己的申请材料。因为在美国，入学申请中包括SAT成绩和社会履历等综合考量因素。相对台湾的单纯看重分数，这种评判标准还是要有弹性得多。因此，我依然存有一线希望，我非常真诚地写了一篇我认为很好的作文，谈到未来中美关系的展望，和作为一个在美国的中国人，我希望为此努力的梦想。另外，我在其他申请栏目里说明了SAT分数不够高的原因，我告诉老师，我是一名外国学生，因此外语成绩多少会打一些折扣，希望学校能够看在我杰出的社会活动方面，给予我肯定。哈佛是我最大的梦想，我盼望着奇迹发生。

与此同时，我也在积极地准备其他大学的申请表格。整整一个月，我准备了12份申请表格，全身心地投入这场战斗中。而橡树岭高中的老师们，那个时候肯定“烦死我了”，“哪有人申请那么多学校，准备那么多推荐信的?”那个时代没有电脑，每打印一封信，都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通过打字机打出来，一有错字，就要撕掉重打，需要花费不少工夫。

虽然心存侥幸，但1979年4月的一天，我还是收到了哈佛的拒绝信。对于还没有什么挫败经验的我来说，这虽然算不上致命一击，但是也足以让我心灰意冷。随后，我收到了斯坦福、耶鲁和普林斯顿的“waiting list”。所谓waiting list，叫做“候补人名单”，最终，这三家候补的大学也没有向我敞开怀抱。

不过，在收到这些拒绝信的同时，哥伦比亚大学向我抛出了橄榄枝。又过了几天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给了我offer。我后来的经历证明，哥伦比亚大学年轻、活泼、新锐、自由的学风使我一生受益，而正是哥伦比亚大学比较自由的转系制度，让我迅速找到了自己一生的钟爱——计算机。

张朝阳

在自学成材的故事激励下考上清华

“我出生在‘文革’时代，那个时代带给社会很多创伤，但我们这些小孩子因为没人管，就有了一个自由、快乐的童年。我到了上中学的年龄才开始刻苦念书，正因为有了小学无忧无虑的玩和充分的智力开发，我到了中学才能坚持长期的艰苦学习，直到大学，都没有产生厌学情绪。”张朝阳说，他从小生活在西安东郊田王一个工厂的家属院，父母都是医生，他家在工厂边上，生活环境很随意。父母对他很宽松，给了他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，这对他有很大影响。

1976年张朝阳上中学时，正好恢复高考，他开始像大多数孩子一样埋头学习。他属于同龄人里较早有念书意识的一批人，很小就懂得，要出人头地，学习特重要。他对任何事物的感知都很强烈，爱走极端。他常看《中国青年报》，上面很多自学成材的故事深深吸引了他。他成绩一直非常好，经过5年苦读，从西安的一所厂矿子弟中学转到了西安中学，1981年顺利地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。

提起往事，张朝阳对高考那段岁月依然难忘。“我高考的时候没住校，每天早上七八点的时候，和一大帮同学骑着自行车，浩浩荡荡去自习室温习功课。”张朝阳回忆，“那时候父母给的压力并不是很大，只是自己喜欢学习，特别是喜欢学物理。我觉得学习是件快乐的事情。”

清华岁月是他密集攫取知识的时代，也是他心理成长比较艰难的一段时间。当时整个社会都有一种很偏激的观念，说念书是唯一重要的事情，念书好的学生就是最好的学生，才可以去拿诺贝尔奖，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。清华的5年就是这样的非常艰苦的、压力非常大的5年，他学会了如何在极端压力下去生存。为了缓解这种压力，他练习冬泳，并得到了一种自我肯定。1986年，他考取李政道奖学金，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（MIT）深造。